司马光
司马光 [sī mǎ guāng]（1019年11月17日—1086年10月11日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，世称涑水先生。陕州夏县涑水乡（今山西省夏县）人，生于光州光山（今河南省光山县）。北宋时期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，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。
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中进士甲科，先后任谏议大夫、翰林学士、御史中丞等职。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撰成《通志》八卷，上呈宋英宗，颇受重视。英宗命设局续修，后宋神宗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作序。熙宁初年，司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。神宗不听，授他为枢密副使，司马光坚辞不就，于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出知永兴军。次年退居洛阳，以书局自随，继续编撰《通鉴》，至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成书。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，都亲自动笔。宋哲宗即位后，高太后听政，召司马光回朝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主持朝政。他排斥新党，废止新法，在为相八个月后，于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病逝，享年六十八岁。获赠太师、温国公，谥号“文正”。后配享哲宗庙廷，图形昭勋阁；从祀于孔庙，称“先儒司马子”，又从祀历代帝王庙。
司马光学识渊博，在史学、哲学、经学、文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。在文学上，他明确反对辞藻堆砌，提倡“可用之文”，推崇文以载道。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，低调淡泊，留下了破瓮救友、诚信卖马等逸事，为世人乐道。著作有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《稽古录》《涑水记闻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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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生平
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（1019年11月17日），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县（今属河南省信阳市）县衙官舍。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，所以给他起名光。六岁时，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；七岁时，司马光不仅能背诵《左氏春秋》，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，为家人陈说其大意。他好学不倦，“手不释书”，达到了“不知饮渴寒暑”的地步。童年时期，司马光还做出了“破瓮救友”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。
司马光好学强识，既诚实聪明，又十分乖巧懂事，深得父亲喜爱。同时，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，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。耳濡目染，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，还是见识方面，都“凛然如成人”，受到许多当时的大臣、名士的赏识。司马池辗转河南、陕西、四川各地为官，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。所以，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许多地方，访古探奇，赋诗题壁，领略风土人情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社会知识。
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二十岁的司马光参加了会试，高中进士甲科。此后至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四十五岁时，是他的政治思想、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。
及第之后，司马光被授为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判官。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（今陕西大荔）知州，两地相距较近，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。在同州，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，成为忘年之交。同年，司马光和张存的女儿结婚。
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司马光为侍奉在苏州的父亲司马池，求得朝廷改授他为签书苏州判官事。但在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改元前又因丁母忧而离职，回乡服丧三年。在此之前，西北党项首领元昊称帝，建立西夏。随后宋夏战争爆发，宋军连连失败。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，要求两浙添置弓手，增设指挥使等官职。司马氏父子认为这样做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于是司马光代父亲草拟《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》，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的弊端。
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十二月，司马池病死在晋州，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夏县。“一年”之中，司马光“二亲继丧”，万分悲痛，叹息“平生念此心先乱”。但他在居丧期间，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，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。在此期间，他读了大量的书，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，如《十哲论》《四豪论》《贾生论》。服除后，又作《权机论》《才德论》《廉颇论》《龚君实论》《河间献王·赞》《不以卑临尊议》《史评十八首》《应侯罢武安君兵》《项羽诛韩生》《汉高祖斩丁公》《甘罗》《范雎》《秦坑赵军》等。这些文章，以后成为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有关“臣光曰”的内容。
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。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初，司马光结束服丧，可能是在时任知延州庞籍（司马池的好友）的举荐下，先游幕于延州。到同年夏秋之交，才签书武成军判官事。
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春，黄河泛滥，武成军治所滑州受灾严重，司马光督役河上。六月十六日，司马光的本官由将作监主簿改大理评事（一说他此时还“权知韦城县事”，但研究者认为此项任命“敕文不载，马谱、陈谱皆无之，顾谱有其事而不详所据”）。
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冬，司马光入朝，以大理评事兼任国子监直讲。赴京之日，僚友们空府出动，置酒为他饯行。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，即席赋诗：“不辞烂醉樽前倒，明日此欢重得无？追随不忍轻言别，回首城楼没晚烟！”意气风发的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开封。
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贝州王则起义爆发。这时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，掌管全国军事要务。司马光写了《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》，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。具体建议“以计破”，威胁利诱并用，进行分化瓦解，只诛“首恶”，余皆不问。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六十六天，首领王则被杀，其余尽皆焚死。大约在此年，司马光迁官大理寺丞。
约在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五月之后，司马光得到时任参知政事庞籍的第二次荐举，被除授为馆阁校勘。皇祐三年（1051年），同知太常礼院。是年，任贡院属官。他在任职期间，对《古文孝经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，并撰写了《古文孝经指解》一文。
司马光进入仕途后，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。皇祐三年（1051年），宦官麦允言死，朝廷同意其葬礼用卤簿仪仗，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，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，不合名分。大臣夏竦死后，朝廷赐谥“文正”，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。
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司马光迁官殿中丞，除任史馆检讨，“修日历”，又改集贤殿校书，专任史官。
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秋，庞籍罢相，出知郓州（今山东郓城境内）。司马光也应庞籍之召，赴任郓州通判，兼典州学。据《邵氏闻见前录》载，司马光曾自称“昔与王介甫（王安石）同为群牧司判官，包孝肃公（包拯）为使”。但研究者认为“司马光一生中从没有在群牧司任过职，文集中也无任何材料提到包拯”。
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庞籍改知并州，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，司马光也改通判并州。
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司马光连写三封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》（第一、二、三状），建议仁宗立储君，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，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，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。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，司马光选择了沉默。
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，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，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。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，写成《边议》10卷，议论很有见地，司马光便予以推荐。
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，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，一面决定修堡。正在这时，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，结果大败而归，自己不得已而自杀。朝廷御史审理此案，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，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，贬知青州，司马光向仁宗连奏三状，说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，其行为是出于“欲为国家保固疆圉”的本心，“发于忠赤，不顾身谋”，因为“过听臣言，以至于此”，应当“独臣罪，以至典刑”。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，就又上奏引咎自归，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，使之未受责罚。
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，互相支持、爱护，难能可贵。庞籍死后，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恩德，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。
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七、八月间，司马光入朝任开封府推官，获赐五品服。翌年（1059年）六、七月间，迁官度支员外郎，“判（度支）勾院”。
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仁宗命司马光参与擢修“起居注”。他坚决推辞，连上五状，认为此事自己“实非所长”，但仁宗未收回成命。不久，仁宗又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，同知谏院。任职五年期间，他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。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充媛董氏死，仁宗追赠婉仪，又赠淑妃，辍朝成服，百官奉慰，定谥，行册礼，下葬时赐卤簿。司马光认为董妃秩分低微，不能对她施以此礼。卤簿本用来表彰军功，更不能施于妇人。针对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嗣子一事，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，最后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、仁宗养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。
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，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他上书《论宴饮状》，恳请仁宗为民着想，尽罢饮宴。他上《言遗赐札子》，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，厚赏群臣。
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司马光被擢升为知制诰，但他坚辞不受，于三月二十五日被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五月一日，仍知谏院。
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三月二十九日，仁宗驾崩。四月赵曙即位，即英宗。两宫（指英宗与养母曹太后）矛盾加剧，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，四月十三日进《上皇太后疏》，四月二十七日进《上皇帝疏》，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、内外协力的道理。六月二十二日，他又上《两宫疏》，指出：“金堤千里，溃于蚁穴；白璧之瑕，易离难合。”英宗没有太后支持“无以君天下”，太后离开英宗“无以安天下”。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又写了两封章奏，一封给太后，一封给英宗。在奏章中，讲历史，摆利害，晓明大义，从全局出发，苦苦相劝，终于得到效验。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，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。
仁宗死后，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，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。但这些正确的谏言，因为朝廷腐朽，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，当然不能被采纳。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，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。
在边事上，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，如延州指使高宜押伴，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，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。又如，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，以对付辽人。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，指出：“国家当戎夷附顺时，好与之计较末节，及其桀骜，又从而姑息之。近者西祸生于高宜，北祸起于赵滋；时方贤此二人，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，渐不可长。宜敕边吏，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，罪之。”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他又上奏《乞罢陕西义勇札子》。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“义勇”使百姓“骨肉流离，田园荡尽”，希望朝廷审察利害，特罢此事。当朝廷不予采纳时，他又写第二封札子，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，他说：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，一味拉夫凑数，只能是“徒有惊扰，而实无所用”。英宗这次略有所动，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，但一经商量，方知此事拟议已久，难以更改。他又连上六疏，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，韩琦虽然无言以对，但手中有权，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。这次谏言失败后，司马光连上五状，要求降黜。司马光在边事上的主张，得到辽、夏的尊重。“辽、夏使至，必问光起居”。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，辽、夏敕其边吏：“中国相司马矣，毋轻生事，开边隙。”
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十月，司马光被除授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判流内铨，改右谏议大夫。司马光因对谏职彻底失望，借机连上三状，要求不当谏官，他在奏章上说：“臣从事谏职，首尾五年，自本朝以来，居此官者，未有如臣之久。臣资质愚戆，惟知报国，竭尽朴忠，与人立敌，前后甚众，四海之内，触处相逢，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，以此朝夕冀望解去。”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，仍进位龙图阁直学士。在同年的“濮议”中，他力主称仁宗为皇考、濮王为皇伯一派，但英宗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，支持韩琦、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的意见，并将反对派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开封。同时宣布，濮安懿王称亲，以茔为园，即园立庙。此举招致了司马光的坚决抵制，他与同僚纷纷自请同贬出京。
英宗在位四年间，司马光相当活跃，频繁上书论政事、论备边。而他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，最引人注目的是《资治通鉴》的编修。
治平元年（1066年），司马光进献《历年图》五卷，其书“采战国以来，至周之显德，凡小大之国，所以治乱兴衰之迹，举其大要，集以为图。每年为一行，六十年为一重，五重为一卷”，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后又编撰《通志》八卷，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，迄秦二世三年（前207年）。
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司马光将《通志》进呈英宗。英宗看后大为赞赏，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，自行选择协修人员，编辑《历代君臣事迹》。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、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。
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正月，英宗病死，太子赵顼即位，是为宋神宗。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，说司马光“德性淳正，学术通明”。闰三月，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，不久，又任命其为御史中丞。十月，《历代君臣事迹》修成。因为这部书“鉴于往事，有资治道”，故神宗赐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为该书制《序》，面授司马光，令他待书成之后写入；又赐给他自己在颍王府邸时的旧书两千四百零二卷。
神宗即位以后，年轻气盛，朝气蓬勃，决心振兴祖业。虚心下问、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、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主持变法。在思想上，王安石主张开源，司马光主张节流。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，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，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，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，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。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，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。直到王安石颁发“青苗法”，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，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，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，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。
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，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，实现国家的振兴。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二月十二日，擢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，司马光以自己“不通财务”“不习军旅”为由，坚决推辞，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，连上五封札子，自请离京，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（今陕西西安）。
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四月九日，司马光看到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“进拒谏之计”“用残民之术”而被罢官，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，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。此后，他退居洛阳，绝口不论政事，以书局自随，继续编撰《通鉴》。
司马光在洛十五年，与周围朝廷的重臣、大吏、士人，相互酬唱交游，徜徉园林之中。以政见来看，这些参与者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。因此，洛阳耆英会被认为是这些人士的盛会。
另一方面，得到更多空闲的司马光得以专心修史。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司马光之子司马康被表授为“检阅《资治通鉴》文字”。是年，司马光获授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十月，他进献所修《百官公卿表》十卷、《宗室世表》三卷。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。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司马光已六十六岁，《资治通鉴》全部修完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。十一月，《通鉴》的最后部分《唐纪》和《五代纪》修成，被司马光连同《通鉴考异》《通鉴目录》一起奏进给神宗。神宗十分重视，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神宗专属的睿思殿图章，因其书“有鉴于往事，以资于治道”，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为该书撰序。十二月初三日，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，说他“博学多闻，贯穿今古，上自晚周，下迄五代，成一家之书，褒贬去取，有所据依”。并赏与银、绢、衣和马，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，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。
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三月七日，神宗病死，年仅十岁的赵煦继位，是为宋哲宗。哲宗年幼，由祖母高太后当政。高太后很快便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，使他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。十日，司马光上《乞开言路札子》，建议“广开言路”。二十七日，上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》，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，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，要对农民施以“仁政”。又上《乞罢保甲状》《乞罢将官状》。四月，上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》，再次重复他的“为君当有三德”论，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，提出保甲法、免役法和将兵法是“病民伤国，有害无益”。
高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，不久，又下诏除授他为门下侍郎（副宰相）。但司马光上疏辞谢，以自己“龄发愈衰，精力愈耗”，请求只知陈州。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。司马光向高太后进言，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，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、范纯仁、李常、苏轼、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，吕公著、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。
司马光废除新法，上《请革弊札子》，又在《请更新新法札子》中，把新法比之为毒药，请求立即采取措施，全部“更新”。废除了保甲法，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、市易法、保马法，带病得知免役法、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，无限感伤地说：“吾死不瞑目矣！”他向吕公著说：“光自病以来，悉以身付医，家事付康（司马康），国事未有所付。”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。同时，上表请求辞位。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，不但不准辞位，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正式拜为宰相，并允许他免去朝觐，乘坐肩舆，每隔“三日一入省”。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、青苗法。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，辑录《国语》的精要，编成《徽言》一书。又将《历年图》和《百官公卿表》增补、总辑为《稽古录》一书，形成一部“略存体要”的简明通史，又负责将《资治通鉴》进行了最后的校定。
元祐元年九月初一（1086年10月11日），司马光因病逝世，享年六十八岁。高太后听闻讣讯后，悲痛不已，与宋哲宗前往其府邸祭奠，赐以一品礼服入殓，以及银、绢七千两（匹）；追赠他为太师、温国公，谥号“文正”，哲宗亲自题赐其墓碑名为“忠清粹德”。朝廷又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，将司马光的灵柩归葬陕州。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，开封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，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，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。等到安葬的时候，他们如同失去亲人一样悲哭。岭南封州的父老们，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，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，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。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章惇拜相，议论司马光变更熙丰法度。同年七月，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，毁坏所赐碑。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，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五月，追复太子太保。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五月，又降为正议大夫。八月，禁止其子孙在京任官。翌年（1103年），再次追降为左光禄大夫，旋即除名，将司马光列为“元祐党人”之首，刻元祐党人碑，禁止元祐学术。
到大观年间，司马光又被追复为太子太保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二月，赠太师，再次赐谥。宋高宗建炎年间，得以配享哲宗庙廷。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绘像于景灵宫。宋理宗宝庆二年（1226年），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，司马光位列其中。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，从祀于孔庙。明嘉靖年间，从祀时称“先儒司马子”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。